安娜-卡特琳娜•贝克-伊什瓦尔（Anne-Catherine Becker-Echivard）
      法德混血艺术家，巴黎绘画艺术博物馆在首次举办摄影艺术展览时，便选定了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新颖独特的摄影作品”。

      安娜-卡特琳娜•贝克-伊什瓦尔的作品里，既有西方的脉络，也有东方的元素。她传承了18世纪寓言作家的风格，依照自己独特的想象与创意重造了一个天地，主角是那些穿着她做的衣服的鱼，背景是她亲自搭建的布景，在那个世界里，“主人公”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性别的，场景则超越时空界限，综合了不同时期与地域的特点。借助摄影技术，她创造了滑稽而令人不安的梦中世界，再现消费社会的缺陷与荒谬，并让我们体会到，那些荒诞之处，不是仅存在于东方或西方，需要男性或女性面对，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我们要生存》

      安娜-卡特琳娜•贝克-伊什瓦尔的作品里，既有西方的脉络，也有东方的元素。她传承了18世纪寓言作家的风格，依照自己独特的想象与创意重造了一个天地，主角是那些穿着她做的衣服的鱼，背景是她亲自搭建的布景，在那个世界里，“主人公”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性别的，场景则超越时空界限，综合了不同时期与地域的特点。借助摄影技术，她创造了滑稽而令人不安的梦中世界，再现消费社会的缺陷与荒谬，并让我们体会到，那些荒诞之处，不是仅存在于东方或西方，需要男性或女性面对，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现实存在于虚构中
      “不留任何余地给真实”。贝尔纳尔•弗孔（Bernard Faucon）对自己摄影表现的描述可以看做是法国第二代摄影家的整体追求。与被称为人文主义的第一摄影家们不同，他们的照片展现的不再是那个永恒的、怀旧、带点伤感的法国，而是通过刻意安排的场景来感受和模拟人类的世界。一开始面对安娜构筑的场景时，观者的理智暂时靠后，愉悦率先统治感官。她的作品所呈现的那个世界，色彩艳丽，充满了浪漫的细节与创意，如同我们似曾相识的梦境。但是逐渐地，我们便透过表面的童趣化看到了作者的洞察力，在名为《摩登时代》的作品中，工厂代表的是与人类相应的处境，这里有的是流水线作业、去人类化。而充满东方情调的《鸦片烟馆》呈现的那个美丽的仪式，与那种富有争议的享受，则让我们想到消费时代种种病态荒谬的欲望。
      摄影不是安娜的记录工具，而是她的艺术语言，现实的某一个点被她捕捉、剥离、解构，再重构于虚拟中，她是那个世界的惟一主宰，同时担任编剧、导演、服装师、布景师和平面摄影师，她把自己对生命的洞察用个人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此过程中，她并没有用摄影定格真实，而是在自由地表达。安娜首先制造了非真实的梦境，每个观者又因之而回忆或产生新的、各不相同的幻觉。或许，这种非真实，是另一种更深刻的真实：思想的真实，本质的真实。

《墙》

《解剖课》

      没有比鱼类更接近于我们的异族
      出生于法德联姻家庭的安娜拥有幸福的童年。身为精神科医生的父亲与同样是医生的母亲没有对她采取传统的中产阶级的教育方式，给她提供了免除常规式束缚的环境。安娜小时候便对玩偶没有兴趣，更愿与活着或死去的小动物游戏。为了度假之需，父母在诺曼底买下了一公顷的胡萝卜田。在那里，安娜用绳系住田鼠，用妈妈为她的玩偶缝制的小衣服把它们打扮起来，然后牵着它们四处闲逛。之后，她从鱼贩那里学会了钓鱼，发现了鱼类世界。从那时候起，她便从未停止过用鱼头重建世界的努力。她给它们穿上服装，让它们生活在完全由她创造的世界里，并把这个世界拍摄下来，既不作数码修改，也不使用特技。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是鱼类？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动物？

《我爱你，阴性或阳性》

      也许是人类由海洋生物进化而来，也许是因为它们与人类如此相像，但我们与它们交会之时，通常一方已经死亡，而另一方正在享用对方。当安娜获得灵感后，从鱼商或小市场买到鱼，把它们洗净、去鳞、掏空，将其身体放进平底锅里，留下鱼头，再重新赋予死鱼身体与生命，用手工再现魔术般的背景，当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一切鲜活起来，我们甚至觉得那些鱼是有表情的。这需要一个漫长而小心翼翼的过程，有时她要对死鱼进行长达数月的调整。数月之后，鱼类所传出的信息包含了鱼类与人类两个世界的。《我们要生存》中那些鱼手举牌子呼吁环保与自己的生存权，不仅让观者想到历年来的油轮泄露及其他海洋污染事件，更让有心人联想到法国五月运动时，学生与蓝领们也喊出同样的口号：“我们要生存。”而安娜，曾因五月运动扔了几块石头被监禁。在用布景摄影表达对消费社会的理解时，许多摄影师不约而同地选择制造孩童式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为儿童是最富想象力的群体，用童趣化的表象包裹的荒诞现实会令人更加焦灼、不安。“我并不试图在摄影中表现好或坏。它永远不会仅仅是滑稽的、辛苦的、幸福的，温柔或艰难的。即便是在喜剧中，也常有大量的悲剧色彩、忧伤或者痛苦。这正是打动我的所在。这正是我试图表达的。”